第546章 这是在伦敦，还是在圣彼得堡？（补

  第546章 这是在伦敦，还是在圣彼得堡？（补更2）

  与法国（惊不惊喜）、俄国不同，19世纪的英国，对出版物实行的是“出版后追惩”，而不是“出版前预审”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任何出版物原则上可以先出版，政府不能要求你先送审；

  但出版之后，如果內容触犯法律，就会被起诉、查禁、罚款甚至监禁。

  这並非因为英国有成文的“新闻自由法”，而是1695年《出版许可法》失效后，它再未恢復全面的出版许可制度。

  於是长期以来，英国形成了关於出版的法律传统——王权或內阁不能决定作品能不能印刷，但可以在事后进行追惩。

  这属於18到19世纪的辉格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，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，这一立场已成为政治常识。

  因此，《1984》能出版，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或者女王陛下足够宽容，只会觉得是主编足够勇敢。

  所以在短短一周內，整个欧洲对理察·埃弗拉德的讚美达到了顶峰——

  “欧洲最有勇气的主编”“出版界的良心”“英国文学的光荣”“出版自由的捍卫者”……

  无论如何，理察·埃弗拉德已经创造了歷史，几乎要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学主编。

  而《1984》的出版，將成为1882年，乃至19世纪文学出版史上无法绕开的事件。

  在《良言》杂誌社的主编办公室里，理察·埃弗拉德对这些讚美一无所知。

  他被白厅要求只能往返於杂誌社和家的两点一线，每天出门都有苏格兰场的警察特別护送。

  他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弔胆当中，也知道现在自己现在看著安然无恙，不是被放过了，而是“上面”还没有商量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