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67章 乡贤之患

  这样出现在大明朝，似乎也不那么奇怪了。

  这个派別，最后在抗战爆发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，最终失败。

  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，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。

  长期以来，大明存在一个问题，治权难以下乡。

  这一点，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，给县衙增加吏员，也没办法解决。

  可以说，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，使得將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，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，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。

  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，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“德化乡里”的理想图景，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。

  各地乡贤把持著田亩清丈、税粮徵收、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。

  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，但田亩流转、隱田诡寄的实情，只有乡贤主导的“册书”“里老”清楚。

  他们通过“飞洒”“诡寄”將税负转嫁给小户，自身田產却往往隱匿不报。

  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著於一条鞭法，现在执著於建立新黄册的原因。

  司法上，民间纠纷多由乡贤“调解”，除非命盗重案，县衙极少介入。

  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，但是对於一些偏僻乡村，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。

  这实质是將国家最重要的徵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，形成“皇权不下县，县下唯乡贤”的格局。

  以上是乡贤对於国家权力的侵夺，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產业的抑制。